全球海洋治理的四个前沿问题:秩序、安全、健康、发展——国观智库“全球海洋治理前沿问题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8年11月2日下午,国观智库在厦门国际海洋周举办了“全球海洋治理前沿问题研讨会”,来自中国、菲律宾、越南、印尼、新加坡等国学者围绕海洋秩序、海上安全、海洋生态、蓝色经济等全球海洋治理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国观智库决策委员会联席主席、资深研究员,前联合国资深海洋事务专家蒋逸航主持会议。
与会专家合影留念

一 秩序

印太地区的海洋秩序具有怎样的特征?如何发挥东盟在地区海洋合作中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系主任Angel Damayanti分析了印太地区的秩序特征和海洋合作。她表示,当前地区大国都制定了积极的海洋战略,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的东向政策和保障海洋安全战略。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海洋的前沿领域。她认为,印-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和海洋脆弱性要求本地区各国实现区域和全球海洋治理,东盟有责任以合作的方式促进其成员国利益和大国在印-太平洋海域的利益。

Angel Damayanti

Angel Damayanti强调东盟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是地区海洋治理的解决之道,东盟应该成为印太海洋合作的驱动者。但是东盟的合作机制目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第一,与海洋有关的论坛机制存在重复,且与多个平台重叠,有的花费大量预算但效果一般。第二,东盟的成功经验要求东盟成为印-太平洋海上合作的驱动力,然而东盟需要调整国家、地区和全球的优先次序,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使得东盟机制在大国面前难以奏效。第三,东盟主导的机制运转良好,但在国内层面造成了问题。如海事政策很难保持持续性、资源和人力资本过于缺乏、内部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等。她表示,东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巩固自身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蒋逸航

对于Angel Damayanti对东盟在地区海洋秩序中的角色的看法,蒋逸航表示,印尼已在启动国家间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要注意可能影响区域合作的外部力量。Angel Damayanti解释,外部力量应该被看作是东盟及其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的机会,然而,由于部分东盟国家选择与不同的超级大国结盟,这有可能在东盟内部造成分裂。会上也有专家提问,谁将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以及如何确保?Angel Damayanti回应称,这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区域海洋资源的用户。只有通过合作机制才能确保航道安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这一问题。

 安全

如何处理海洋主权争端和应对安全风险?

越南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Nguyen Chu Hoi分析了南中国海在全球地缘政治、海上交通、资源分布、海洋生态等领域的重要地位,并就解决南海争议提出建议。Nguyen Chu Hoi称,南中国海不仅是区域大国的博弈场所,也是东西两个文明的交汇处,地缘战略地位显要;南中国海同时布满了海上交通要道,是当今影响全球经济命脉的重要水域;此外,南中国海珊瑚礁众多,著名的珊瑚礁三角区就分布于此,对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甚大,再加上该地区分布的海底能源,如何解决南中国海的争议将对全球局势产生影响。

Nguyen Chu Hoi

Nguyen Chu Hoi提出了一些解决地区争端的原则和方式,一是南海争端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二是南海争端必须由有关国家对话协商解决;三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是解决南海争议的重要文件;四是南海争议不应影响本地区的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五是地区国家应加强合作,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

曹群

国观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曹群分析了美国划设防空识别区(ADIZ)的特点,以及其对其他国家实践的启示。曹群称,美国是第一个建立防空识别区的国家,多年来,一些国家逐步建立了类似制度。目前,美国防空识别区规则并不适用于军机,也不仅仅适用于飞往美国领空的航空器,它的基本逻辑是抵近他国领空“自由”与本国防卫的巧妙结合。曹群对美国的防空识别区规定总结后称,美国ADIZ规则最具借鉴价值者是其因地制宜、庞杂灵活之体系,如其ADIZ内、外圈划法灵活简便,从未与领空界线作必然关联,更多考虑似乎在于用尽量少的坐标点勾连出其ADIZ范围;而且其ADIZ范围多半取决于雷达装置所在地点或战机升空警戒所需航程时间等因素,亦不曾考虑是否覆盖领空问题(如覆盖可用例外条款排除部分ADIZ规则的适用)。曹群表示,美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实践,对其他国家划设防空识别区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三 健康

如何在气候变化和沿海地区城市化背景下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热带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教授Chou Loke Ming讨论了气候变化和沿海地区城市化的背景下,珊瑚礁的恢复管理问题。Chou Loke Ming表示,当前沿海地区城市化深刻地影响着周边海域生态环境,其中以填海造陆为最重。比如,1960年开始,新加坡的陆地面积已经增长了24%。如此迅速的陆地扩张改变了周边海洋生态,不稳定的礁基质开始退化,松散的碎石和淤泥不断增加。在全球范围内,珊瑚礁面积自1953年以来下降了61%,潮间带下降了89%。而健康的珊瑚礁不仅对全球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对沿海地区减轻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巨大作用。针对修复受损和退化的珊瑚礁,他建议,常规的手段是恢复退化的珊瑚礁以提高其再生能力,而创新的手段是创造新的珊瑚礁,在变化的环境中创造更好的栖息地,创新区域和局部的生态系统。

Chou Loke Ming

国观智库资深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研究员周秋麟同意Chou Loke Ming的观点,他提出,珊瑚覆盖的群落结构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珊瑚礁的修复是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一步。

周秋麟

3C Environmental Solutions执行理事、首席科学家Connie Chiang介绍了3C Environmental Solutions这一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该组织致力于为东南亚沿海社区提供粮食保障。Connie Chiang通过成功和不成功的案例分析了蓝色经济的本质。她认为,蓝色经济活动中的成功案例包括可持续水产养殖、生态链接、红树林苗圃等。不那么成功的案例则有沿海开发导致的海岸线侵蚀。针对蓝色经济的理念,Connie Chiang表示,蓝色经济活动本身就有繁荣的内涵,因为沿海发展的短期收益带来了收入,然而从长远来看,环境破坏的成本可能会超过经济效益。Connie Chiang呼吁采取行动,更好地管理沿海和海洋资源。她建议思考这一问题,如何更好地将我们所拥有的广泛科技与改进治理行动联系起来。

Connie Chiang

四 发展

南海地区应如何发展蓝色经济?

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亚洲中心副教授Tina S. Clemente讨论了中菲关系以及双方的海洋合作领域。Tina S. Clemente表示,菲律宾作为群岛国家,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经济高度倚重。菲律宾在发展计划中强调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和实践,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渔业和农业、海洋能源和油气开发、海上交通和船舶制造、海洋旅游、海洋生物科技。Tina S. Clemente称,菲律宾领土在珊瑚礁三角区(Coral Triangle)范围内,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地区。但是菲律宾长期以来把经济发展重心放在陆地,对海洋资源的持续性、包容性的开发远远不够。关于中菲的研究与合作的领域,Tina S. Clemente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群岛开发框架的语境下实现包容性发展;第二,说清楚“一带一路”或是“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各项活动、援助和投资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供公共外交层面的支持;第三,加强海洋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

Tina S. Clemente

国观智库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专职研究员马博探讨了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马博认为,蓝色经济内含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包括渔业、港口开发、旅游业和沿海制造业等广泛领域。在南海地区,虽然蓝色经济正在越来越受欢迎,但也面临一些挑战——领土争端、经济和环境安全得不到保障、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此,蓝色经济的合作需要一个路线图,让蓝色经济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良好实践。

马博

马博总结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的蓝色经济合作机制一是搭建对话平台,如蓝色经济论坛、海洋环境保护研讨会、海洋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东亚海洋合作平台等,以及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妈祖海洋文化全球论坛等一系列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活动;二是建立融资机制,如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国—印尼海洋合作基金、南海及其附近海域国际合作框架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马博还分享了他最近的东南亚之行,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海外发展援助,有的国家则不支持。马博认为,有必要让东盟每个国家都清晰地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情况,以便中国能够针对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适宜的对策。

蒋逸航最后总结称,全球海洋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前沿领域,在安全、法律、经济、生态等领域有诸多问题亟待讨论和解决。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好的开端,国观智库将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不断为各方代表创造平等、高效、务实的对话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