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9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自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一系列施压举措频频出台。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曾正确指出：“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众所周知，美国初次登上世界舞台中心，便形成和展开了长达40年的遏制战略，这对其战略思维和操作的塑造是重大的，其中必然有许多“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里根政府的“竞争战略”作为遏制战略的最后形态和对冷战的最后一击，可以说这方面的功用尤为突出。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里根政府的“竞争战略”，对于认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着重要价值。实际上两者不仅在字面上都有“竞争”，内在机理也是相通的。
视角转换带来的新思路。1983年1月，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和美国步步后退的窘境，里根政府刚刚执政便出台了被称为“竞争”战略的报告，提出要“在所有国际领域持久地与苏联有效竞争，遏制和扭转苏联扩张主义”。这是一项充满自信而又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以后见之明看，其中固然有“重振国威”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认知角度的转换。自冷战爆发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多是站在自身角度，分析能为对抗苏联提供什么、持续多久，进而做出资源和手段有限或无限的判断。
如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基本以美国可以支撑防务开支大幅增长而不会引发危机为依据，能够全方位回应苏联挑战。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等则主张美国资源和手段并不足以对付一切挑战，必须在领域、方式和手段上有所取舍。
相较而言，里根政府的“竞争”战略似乎回到了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思路，然而细究起来却有一个根本不同：它是站在苏联角度估算美国能提供什么、支撑多久，进而做出美国比苏联拥有更多资源的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永远能比他们花费得更多”，所以无需“缓和”和收缩。美国的资源和手段当然不是无限的，但关键是谁更能承受损失和代价。“相对性”正是理解“竞争”战略的枢纽，它构成了“竞争”战略的逻辑内核。
全面竞争改变施压机制。主要从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美国领导层便已意识到国家权势的构成是多维的，已经不能用单一性指数衡量国家影响力。在战略博弈中，一个领域的“失”可以用其它领域的“得”来补偿。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丢失了越南，却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换来了巨大的地缘优势；承认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却换取了两国开展思想文化交流的认可，为美国施加“和平演变”奠定了基础。
但在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看来，构成国家权势的各个领域是平面的。而里根政府却把国家权势的构成看作是立体的，通过全面施压，可以将军事、政治、经济等表层权势转化成科技、创新、思想和制度等深层权势的竞争，以此将竞争引入于己有利的领域。
1987年4月，时任里根政府国务卿的舒尔茨曾毫不避讳地向戈尔巴乔夫谈及这一点：苏联拥有如此众多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不能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然而是什么驱动经济增长呢？当然是科学和技术。那又是什么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呢？“真正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是人们懂得什么，是他们有多么自由地交流信息、知识，以及所涌现出现的在智识上具有创造性的产品。”应该承认，在这个领域，封闭僵化的苏联是无法与美国竞争的。
切入对手思维造成“短路”。战略运筹本质上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举措的成效并不取决于自己怎么想，而是取决于对手怎么想。因此，准确理解掌握对手思维活动的特征、“痛点”，对于提高战略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至关重要。
里根政府重启B—1轰炸机项目便是一例。重启该项目的基本考虑是，苏联空军在德国入侵第一周就损失了大约4000架飞机，这在以后几乎成了苏军的“魔咒”。50年代末美国U—2侦察机的行动，又进一步强化了苏联的脆弱感，促使其将国土防空置于最优先的位置。从1945年到60年代初，苏联在防空力量上的投入比核力量还多。开发、部署低廉的B—1，美国不但可以继续保持核威慑，还会刺激苏联加大投入，形成“最大程度的杠杆优势”。“战略防御倡议”是另一个事例。实际上，美苏双方都知道这是一条无法实现的、代价昂贵的歧途。
但是，由于苏军在任何战争样式中都要求非常高的任务成功率，过高的标准使得战略防御系统即使性能很低、漏洞很多，也会对苏联产生强大威慑力。事实正是如此，从1983年到苏联解体，乃至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担忧美国有限的导弹防御。一项难以实现的战略举措未必不是成功的战略举措，这便是切入对手思维的结果。
重压之下适时安抚。“竞争”战略是一项高代价、高风险的战略。高代价在于全方位全领域的竞争必然要付出很多，高风险在于对手很可能在竞争处于劣势且无法扭转时孤注一掷。为此，在以施压为主的基础上，里根政府也注意通过沟通和谈判降低危险系数。
依照“竞争”战略的逻辑机理和运行机制，沟通和谈判重点围绕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在降低核战争风险上寻求共识。美苏曾就此展开多轮会谈，尽管成果寥寥，但在核战争的后果上多少达成了一致。据多勃雷宁回忆，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弃置激情，断定他能够也将会与里根共事”。
二是劝导苏联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面对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的经济状况，苏联领导人被迫承认必须“摆脱思维中的惯性力量”，而美国也乘机以各种方式和途径“支招”：“社会正以深刻的方式改组，封闭和条块分割无法得益于信息时代”，“除非改变经济和政治制度”。
三是改变苏联对自身形象的看法。美国历届政府都把挑动苏东集团内部的民族主义作为抵消苏联的手段，里根政府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演化苏联领导人的态度。1986年他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写道：苏联的行为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而这是它最初要推翻的对象，“谁能告诉我另一国的人民不应为他们的祖国而战，不应为他们的独立和尊严而战？”
很难说里根政府将重压与安抚、说服相结合有多大效果，内部事态的发展肯定比外部的压力和诱导更重要。里根时代的苏联表面上仍然庞大强盛，内部却生硬僵化，特别是新生代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里根自己也认为他只是解释了几件事情：苏联无法赢得军备竞赛；自身的扩张造成了很多软肋而非力量；共同利益胜过长久分歧。但是，战略家的首要素养就是洞察形势、顺应形势、利用形势。在战略竞争中，成功与其说源于自己的努力，不如说是来自对方的失误，“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这是任何时候都应该记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