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0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一个时期以来，“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迹象正越来越多、越来越猛地显露出来。梳理和分析我们的“先在知识”中，哪些接近了真实、哪些掺杂了建构，哪些更多的是表象、哪些更多的是实质，我们摒弃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它们在影响我们的视角和思维时曾经起到、至今还起着什么作用，对于认识和判断今天的问题相当重要。当然，所有战略决策都有多重目的和多重考虑，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轻重缓急和内在关系。但为了叙述方便，还是最好分开来讲。
1. 党际关系VS国家关系
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原则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常常纠结在一起，处理好了相得益彰，处理不好彼此掣肘。通过革命取得成功并坚持一党执政的政党尤其如此，这是夺取政权的特殊经历、掌握政权的基本理念、党的根本任务和国家利益的现实决定的。以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为例，领导人之间互称“同志”，相互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两类关系也分属外交部和联络部，外交部的职能决定了不应在意国家性质，否则会影响国家间矛盾问题的解决；联络部就不能不在意，否则党际关系会受到负面影响。由此而来，达到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平衡就相当重要了，特别是在具有共同理想、目标和纲领的政党打交道时。
因党际关系走进同盟
中共早在成立之时便开始了对外交往，但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真正以相对独立的身份开展外交工作，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不久。抗战期间主要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封锁，争取美国援助。抗战胜利后，国共相争端倪日显，美国又坚持偏袒国民党，中共转而密切与苏联的关系，于1945年确立“向北发展”的方针，目的是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在那一代决策者看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两党的历史联系为此提供了可行性。问题是，这种可行性论证是依据什么。
事实证明，中共最初决策时主要是出于战略利益的权衡，很少党际关系和意识形态因素。1945年11月《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分析，战后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国共斗争则是美苏之争在中国的反映，而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将导致他们继续寻求妥协而不是立即冲突，这就决定了国共冲突将是有限的，双方都要做出妥协以达成政治解决的协议。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判断的依据还是权势政治和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对获得实质性好处的重视，并非意识形态。而且，那一时期中共与苏联的互信度并不高，也未在党内军内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意识形态动员；苏联同样以中共为杠杆获取最大程度的利益，政策忽左忽右，以致进入东北的官兵极为反感，甚至表示要为捍卫自己控制的战略要地不惜与苏军一战，“全部战死在所不顾”。
但在内战将胜之际，过去无暇顾及的建国问题提上日程，自1911年起就不断摸索的“走什么路”重新凸现出来。1947年夏，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中共立即声明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中共与苏联之间原本是战略利益的交汇，开始逐步掺入越来越多党际关系和意识形态因素，并一度成为主导。历史在这里接上了茬口，并因两大阵营的对抗而强化。1948年夏，毛泽东提出访苏要求，同苏联派驻的捷列宾讨论有关事项，其中之一是“为了在政治上与苏联保持一致，需要达成一个协议”。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访西柏坡，开启中苏同盟的基础之旅，双方达成了三个准则：①中苏两党关系占据核心地位，遵照国际共运中通行的党际关系准则；②苏共与中共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③订立军事同盟条约，在此基础上谈判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规范两国关系。后来的正式同盟条约基本遵循了这三个准则，第二条没有写入条约，但中国决策者明确将按此行事。
这“三条准则”揭示了当时中国决策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同盟的双重性质、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决策者对信仰和使命的真诚。他们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也诚心诚意地追求全人类的解放。1949年7月4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起草了一份希望与苏联达成一致的报告，在谈到两党关系时重申了“三条准则”的内容，就连斯大林也表示了讶异，“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斯大林当然是故作姿态，因为他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它说明中共外交经验的不足。中苏同盟既是两国的军事同盟，也是两党的革命联盟，而后者起着支配和决定作用。但当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角色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就很可能成为妨碍双边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诸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同志”“大哥哥与小弟弟”等等，无法解决国家关系中的复杂问题。这一点在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已有所显露，又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起，由两党关系恶化引发同盟破裂乃至军事冲突。
因国家关系冲突渐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同时担任国家领导人。“屁股决定脑袋”。在任何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很重要。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首要的自然是对马列主义关于世界政治和国家关系的理论阐释。不过，对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尊严等方面的关注也很重要，甚至更突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这些事关执政的合法性。
按当时的意识形态语言，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阵营与各个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理论上讲得通，未必实践中行得通，其内在矛盾首先在朝鲜战争中暴露出来。对于这场苏朝主动发起、把中国蒙在鼓里的战争，中国出兵并非自愿。对此，毛泽东很形象地比喻：“那两匹马执意往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可是党际关系又在实际上代替不了国家关系，所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中方对苏、朝的提醒和劝阻几乎贯穿战争全程。比如，接到苏、朝的出兵请求后，中国为不卷入战争做了最后努力，即由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明确提出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在讨论首个作战计划时，毛泽东称要“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国防线”的提出寓意深远，说明决策者在建国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可能已经有了变化。
1956年秋波兰、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这一观点表明决策者对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认识更进了一步。1959年8月和10月，中国与印度两度发生边界军事冲突。苏方坚称中国使用武力是不对的，无论如何中印边界纠纷都是“一个小事件”。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理应支持中国的苏联却偏袒了印度，这成为中苏分歧的一个爆发点。毕竟中苏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遗留问题，苏联在中印边界领土纠纷中尚持如此立场，中苏之间呢？这个担心并非多余，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所谓中苏同盟关系、兄弟党关系等，在领土争端这样的领域似乎没起到正面作用。
如果说对国家利益的权衡影响了党际关系，那么党际关系因对指导思想的认识歧异、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争夺，则彻底动摇了国家关系的根本。1959年10月初，赫鲁晓夫访美回国路过北京，双方举行峰会。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要求中国“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与苏联一致，行动上也要合拍。中国领导人对此强烈不满，批评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怕美帝国主义”。此次峰会构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随后，中苏两党更展开了10年论战，两国关系也随之全面恶化，直至爆发军事冲突。期间，中共中央曾提出要“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的破裂时间”，并试图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区隔开来，即根据普遍的国家间准则，在两党关系这个核心纽带断裂的情况下，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正常。比如，1965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谈时，柯西金首先提出“应当找到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或“采取一切措施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周恩来也指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但在特殊的党、国家体制下，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证明，以党际关系为核心的同盟，并不足以保证国家关系健康而稳定的发展。
历史轮回
1979年，《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到期。当年4月，时任中国外长黄华向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递交照会，宣布不再延长同盟条约。鉴于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的不利地位，苏联表示强烈反对，并把解约的责任完全推给中方。按一般规律，建立同盟多是因为相关国家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威胁解除后同盟也就完成了使命。但中苏同盟解体却是因为所在阵营的分裂，而非外部威胁的消失，这本身就揭示了中苏同盟的实质。
为减少冲击，中方宣布中止条约后，双方决定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关系举行新的谈判。关于谈判方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作了阐述，认为“谈判不可把重点放在制订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洞文件上”，核心目标应是解决战略性问题，即解除苏联的军事威胁，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说就是两条：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并强调谈判“要防止急于求成”，要“有灵活性”。邓小平讲话的核心就是要围绕战略安全改善中苏关系，一切均应在这个高度上审视、权衡和处理。后来，中苏之间的战略性问题归结为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苏联停止侵略阿富汗、撤离中苏边界和蒙古的百万大军“三大障碍”，并强调苏联可以先做其中的一件来表示诚意，尔后逐步达成。
随着中苏谈判的进展，以往党际交往中的某些因素开始有所上升。一些人提出“双方来往可以多一些，气氛可以热一些，级别可以高一些”，有的甚至建议“不把消除‘三大障碍’作为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先决条件，而是通过发展政治关系来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推动障碍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此类讨论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气氛，极有可能使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核心问题失焦。尤其“扎眼”的是，1984年12月，陈云、薄一波和彭真等高层领导人会见来访的苏联副总理阿尔希波夫，因为曾有多年的友谊，他们打破禁忌施以拥抱之礼。虽然就个人而言有可理解之处，但客观上传递出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同志式关系”的认可，其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显而易见的。
邓小平对这些迹象非常警惕，他十分清楚这样下去肯定会使中国的战略诉求边缘化，所以明确要求外事部门“对中苏交往要加以适当控制”，最突出的行动是苏方积极推动两国外长互访时，他坚持采用在联合国举行外长会谈的方式取而代之，因为外长互访“就意味着正常化，美国、西方就要考虑同中国的关系问题”。在安排戈尔巴乔夫访华事宜时，邓小平又在接待礼仪方面做出“要适度”的指示，内容具体到两人见面时就是“只握手，不拥抱”，以免给人造成又要回到过去的同盟或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误解。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在会谈中说，20世纪60年代那场论战，双方谁也谈不上正确，两国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苏正常关系应建立在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遵循普世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尊重彼此的地缘安全关切等新基础上，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冷战对抗等曾经推动中苏结盟的要素，都与“正常化”没什么关系了。这次谈话，后来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以后的事实看，按照普世的国家关系准则处理中苏关系，那些过去以为很麻烦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实并没那么困难。中苏两国因党际关系走进同盟，因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而破裂，再由国家关系实现正常化，可以说走了一个轮回。
不过后来，甚至今天，还不少人似乎并没有像邓小平希望的那样“结束过去”。他们心目中的中苏关系“未来”更像“过去”，直到苏联消失了，还痴心不改，甚至移情于俄罗斯。这说明，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互动可能并未远去。党的对外政策与党建的其他领域在思维的基座上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加强党建的措施、方法和氛围也会传导到对外政策领域。而在当今中国，党的建设又不能不强化，怎样把握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平衡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 革命外交VS战略安全
新中国甫一成立，便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工，担负起领导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革命运动的责任。20世纪60年代后，这种责任进一步延伸至亚非拉。它留下的烙印之深，至今还影响着不少人的观察和判断，并在言论和行动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肯定的是，援助落后地区革命运动，一定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冲击，但中国似乎最终并没有落得如苏联那样，在国际声誉和实际利益都受损严重，这就需要了解中国在推进革命外交和确保战略安全上是如何处理的。
越来越高的调门
新中国革命外交的形成，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看。从理论层面看，这是马列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意识形态主张的自然引申，当然也不排除源于传统“文化中国”独特的使命感这个牢固的潜意识。认清这一点相当重要。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冲突或战争中，假如只站在现实利益的角度，几乎都能通过谈判、妥协、补偿得到解决，而冷战却是罕见的。两大阵营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信自己的“普世”理念代表着人类的终极希望，所以不仅要毁灭对方的物质，也要毁灭对方的精神。单纯地、甚至主要地用地缘政治斗争和大国霸权等来解释，是解释不通何以对抗激烈程度如此之高、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
从实践层面看，革命外交发端于苏联的鼓励。最初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建议中共建立一个亚洲版共产党情报局。1949年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又亲自提出，中国“今后要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吸收”“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如果说建国之始受客观条件限制，革命外交还不那么急切的话，由于同盟义务、安全环境变化、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提升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并非不重要的洗雪近代以来民族屈辱的愿望等，使得革命外交不断凸显，并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含义，甚至一些主要出于内政需要的政策也戴上了支持“世界革命”的帽子。
1957年11月，毛泽东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后回国后的第二天，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可以说是对外政策即将发生变动的前奏。此后随着中苏矛盾加剧，革命外交日益成为中国具有优越道义地位和超过苏联领导地位的自证。1960年9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时明确表示，如果需要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间选择与谁建交，中国肯定选择前者。陈毅在向首都大学生作报告时也说，“不能把中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放弃，而去同美国拉关系”。这表明，支援亚非拉革命在此时的中国对外政策中具有优先地位。到1961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已被中国视为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力量，团结它们以抵御苏共掀起的“反华恶浪”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1963年起，中国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迅速发酵，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外交全面展开。当年春季，刘少奇对印尼、缅甸、柬埔寨和北越四国进行了访问；之后，周恩来密集出访亚非13国，全力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同时，还在不同地区选择了几个“革命典范”，即欧洲的阿尔巴尼亚、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拉美的古巴、亚洲的越南。特别是正同美军进行武装斗争的越南，更被赋予了重大的世界意义。“越南革命也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北越“坚定地守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线”，越南劳动党不只是“在南方领导革命斗争；还有帮助老挝、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发展革命的任务”，“要以气壮山河的精神，为越南助威”等等。一时间，革命外交风起云涌，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
始终如一的谨慎
中国大规模推行革命外交，同时与两大强国对阵，即便今天看来也令人满怀敬意。不过详究战略博弈过程，内里似乎还有另一套逻辑，即在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同时，如何确保国家安全。
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就力避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一点延续到建国以后。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首先提到的就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被动卷入的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的战略重心重新移向东南。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并注入了一定的革命外交内涵，尽管并不明显。与此相对的，却是军事行动的防御性。其一是制定了“两步走”方针：先夺取东南沿海岛屿并取得绝对制空权，条件具备后再统一台湾。毛泽东的解释是，提出解放台湾是为了“强调它”，而且“解放台湾的时间也不会很短”。其二是确立了有限目的：迫使美台防御条约不能适用于大陈、金马等沿海岛屿。其三是明确了任务类型：主要是春汛护渔、夺取制空权、海上护航、炮击金门、夺取大陈列岛等。其四是规定了严格的军事纪律：毛泽东亲自修改护航规定，强调对外国海空军“如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在批准攻占一江山岛的作战计划后，他仍然提出要考虑时机，“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
1958年的金门炮战被注入了诸如支援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等更多的意蕴，然而除了口号上更加昂扬外，军事行动并无激进之处。根据毛泽东本人指示起草的《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明确提出，解决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必须有长期的打算”，长时间内不在金门、马祖登陆，不升高当前作战的规模和强度。空军入闽后，为避免国民党空军的报复性轰炸和与美军发生冲突，作战行动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包括不进入公海作战；国民党空军不到大陆轰炸，解放军空军不轰炸金门、马祖；如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解放军空军即轰炸金门、马祖，但不轰炸台湾；不主动攻击美空军飞机，除非其侵入中国领空，等等。进驻彰州机场时，毛泽东甚至亲自给福州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去电，了解飞机着陆朝向，反复告诫战机不得进入金门上空。从中可以看出，虽然“炮击金门”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和更宏大的外交目的，但实际上是基于经验和专业研究采取行动的。
1963年至1973年，中国展开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外军事援助行动，即“援越抗美”。其实仅从口号就能看出，之所以不像“抗美援朝”那样叫“抗美援越”，本身就表明中国将主要提供物质援助和政治支持，帮助越南自己坚持斗争、实现国家统一。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后，越南战争急剧升级；越南劳动党决定大幅加强南方军事斗争，将成建制的主力部队调入南越发动攻势作战；同时苏共开始积极介入越南战争，与中国争夺对越南的影响，来自三方面的压力推高了中国援越的强度。
但是，这些是否就意味中国会出兵一战呢？事实正好相反。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黎笋时说，美军看来不会进攻北越，北部湾事件是美海军舰长擅自炮击；既然“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越劳“要修一些阵地”，今后10到15年“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不能像朝鲜当年那样，“先向南，再北撤”。10月5日，毛泽东向范文同更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决定，“既要准备，又要谨慎，不要那么急躁”，越南南方“不是要我们去的问题，也不是要你们北方派很多军队去”，师级主力何时去“要看时机”。1965年6月初文进勇与罗瑞卿举行两军作战会谈，具体商定了中国军队一旦入越的作战原则和方式。越方提出，如果战争保持“南打北炸”的状况，将单独“把担子挑起来”，中国以各种方式予以支援即可。按此共识，中方确定了是否与美军交锋的两个关键条件：①美军地面部队进攻北越或越过20度线进攻河内；②“越南政府要求我们去”。1966年3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解释说，中国一直没有出兵实际参战，是因为越方认为“他们自己能打，不需要外国帮助”。
日趋成熟的危机管理
中国虽然不想与美方正面交锋，但怎样让对方准确理解己方的意图并确信其真实性，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博弈过程。这需要有足够的手段、使用手段的意志、确定无疑的信息沟通渠道，以及恰当的“筹码”，几个条件缺一不可。没有足够的手段只是虚声恫吓，没有敢于使用的意志手段只是摆设，没有信息沟通渠道或者传递失真等于无效，估算不准双方都能接受的“筹码”也达不到目的。
新中国在国际层面或具有国际背景的危机管理上，水平是逐步提高的。出兵朝鲜前，周恩来曾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向美国转达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管的信息，但没有起到作用。就这件事本身而言，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在北京的英国驻华机构转达，毕竟英国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能够更好地避免信号失真或衰减。周恩来表达中国参战的用词是“要管”，而不是“参战”，中国乃至亚洲可能都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美国却很可能误读。而且，中国在东北尚未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很难令人相信传递信息是认真的。从披露的史料看，美国总统杜鲁门确实将其看作恐吓。国务卿艾奇逊也认为，潘尼加本人有“亲共”倾向，故意夸大其词。后来双方都接受了教训，借解决印支问题开启了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成果廖廖，但在危机管理成效上值得肯定。
为确保战略安全而提升危机管理质量也体现在台海危机中。据张治中的女儿张素久女士回忆，张治中即曾陪同周恩来乘军舰赴东南沿海某个岛屿会见蒋经国。会谈内容至今不曾披露，可是至少肯定了国共之间是有沟通渠道的。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大陆也正处于困难时期，国民党当局借机掀起新一轮“反攻大陆”高潮。然而没过多久，毛泽东却下令东南沿海30万大军解除战备。越南战争期间，大陆海军绕行台湾收复南越控制的某岛礁，国民党海军请示蒋介石是否邀击大陆舰船，蒋介石沉吟有间说：西沙战事紧啊。此前是否有过协商，还见不到相关资料，但合理推测，经过多年磨合，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还是有互信的。
“援越抗美”期间，为了让美方确实掌握中方意图和底线，1965年4月2日周恩来专门出访巴基斯坦，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总统转达中方的三个原则：①中国不会挑起与美国的战争；②中国一定会援助越南；③中国已经做好了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准备。所谓“战争”，就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轰炸”。第二天，周恩来又到仰光与缅甸国家主席奈温会谈，加上了第4点意见，即“如果美国轰炸中国，中国将在印支展开地面战争”。周恩来还特地向奈温提到，估计美军会轰炸20度线以北包括河内在内的目标，但这并不能被确认美军将攻占北越；美国已通过华沙大使级会谈向中方转达“无意与中国作战”。周恩来表达的信息相当丰富，至少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在尽力避免因战略误判同美军作战。
因为阿尤布•汗总统访美未能成行，中方便在各种外交场合公开阐述以上“四句话”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陈毅召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霍普森，清楚转达并具体解释了“四句话”含义，并强调曾请阿尤布•汗转达未能如愿，所以请霍普森代劳并致谢意。这显然是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周恩来请美国的盟友巴基斯坦转达，陈毅选择英国这个美国的铁杆传递信息，大大强化了转达中方立场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总之，透过相当复杂的战略设计、军事行动和危机管理，可以看清，中国那一代决策者的确憧憬和期待世界革命，但并不想再打一场“朝鲜式”的局部战争，更不要说世界大战，革命外交不能以国家安全为代价。革命可以，但要安全。我们不能片面解读历史，进而形成思维定势，以为“霸气反击”“硬气回怼”才是客观事实，才是能力本领，这会导致人们今天错误地观察形势。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国家推行对外政策都需要政治动员，今天已是大众政治和网络时代，民意可以兴邦。网络可以误国。唯有理性难能可贵。如何在虚虚实实中让对方真正掌握己方的真实意图，从一个意义上说更容易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更困难了，这值得决策层和所有民众思之慎之。
3. 理论推导VS实践驱动
1961年2月，时任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系列报告，内容涵盖对外政策的许多重大问题。根据中苏论战渐趋激烈之势，其中一份报告认为，理论争论紧张的时候，容易使斗争“过火”，而且理论争论的逻辑会将人的认知导向荒谬的境地。报告建议继续执行和平外交方针，防止被苏联推到反美第一线，导致再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这些观点显然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饱含睿智的见解。令人惋惜的是，在当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王稼祥的意见被指为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辞去中联部部长职务。
理论的逻辑结果
自1960年起，毛泽东根据对1956年以来美苏对抗缓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危机，以及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观察、分析，逐步形成了一套十分独特的对外政策思想或理论，包括对世界政治、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展前景、战争源头、和平与革命的相互联系等，概括起来就是“冷战共处”“第二中间地带”思想。“冷战共处”是相对于战争与“和平共处”而言的一种状态，其间“双方剑拔弩张，有局部战争”，但“也不是一直很紧张”，可以算作“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间歇期”。“第二中间地带”是将过去所说的“中间地带”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加上日本、加拿大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中国要更现实地处理与它们的关系。“冷战共处”和“第二中间地带”思想同对外政策实践联系紧密，最终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就本质而言，“冷战共处”和“第二中间地带”思想属于统一战线的范畴，其结果必然导致实际对外政策带有支援世界革命的成分，当然也有避免卷入大规模战争，不怕和准备应付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内容。同样因为统一战线的色彩浓厚，以其为指导很容易产生理论上的争论，延伸到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模式之争，进而影响到国家关系。
就历史过程看，事实正是如此。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苏爆发理论论战。最初，毛泽东还是将其视为国际共运中的主义和正统之争，在解决理论分歧的同时，仍然站在国际共运中革命先锋的立场。但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争论引发的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论述很快扩散开来。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首次公开提到历史上中苏的不平等条约，并质问苏联：“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当年12月18日，刘少奇在会见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全世界有马列主义的政党，那时再开个国际会议，通过我们的纲领，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纲领，到那时就成熟了”。1964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登载苏共中央公开点名批评中国领导人的决议，鲜明指出苏共中央的反华文件“反映了赫鲁晓夫等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阶级斗争，对于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共苏领导妄想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中苏之间的理论争论，很快拓展到整个对外政策领域。比如在对越南的援助上，中国将越南劳动党视为反修阵营的重要成员，为坚定其反修立场，便竭尽所能。1964年夏天，中国决策层对战争威胁的判断陡然提高，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开始强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并一再催促加强“三线”建设。从目前披露的史实看，中国对爆发大战危险的判断和高调强调战备，未必完全出自缜密思考，理论推导和被中苏论战激荡起来的紧张气氛起了很大作用。当一种理论被强化到一定程度，通常都会引导关注点的大幅转移或过度聚焦，有时甚至会将某种思考推导到荒谬的地步。
两条并行的轨道
一种理论，不管如何宣扬和自洽，一旦偏离事实或碰壁，实践都会强制性地扭转其方向。随着被中苏同盟掩盖的地缘安全矛盾和双边安全关系的严重恶化，那些现实中的紧张、危机和冲突，也迫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从实力政治而非理论逻辑出发，思考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在世界格局中的真实地位和可行对策。
1969年2月，毛泽东亲自下令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班子，由周恩来单线联系和掌握，独立于其它系统之外，专门“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因为“国际问题有些怪”。周恩来则特地强调，四人小组要根据形势，“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而不要“被框住”。这是最充分的授权，也是带有导向性的提醒，意即以往的论述不管来自多高的层级，都未必符合实际。四位老帅身经百战，都有丰富的决策经验，但处于“靠边站”中，“大权”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早在1967年2月，毛泽东就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首先提交中央文革小组。批判“二月逆流”时，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又取代了政治局会议，文革碰头会也取代了中央碰头会，成了例行决策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何以要建立一个与其它系统无任何直接联系的轨道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反映了在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问题上，毛泽东究竟相信谁、相信什么？“谁”指的是哪一类人，“什么”指的是哪种政治理论和逻辑。就四位老帅后来提出的重大提议及其影响而言，特别是对中国最大威胁的认识和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构建战略大三角的建言来说，毛泽东似乎更为看重基于战略决策经验的判断，而不是他所归纳的革命理论。为了让四位老帅更多地接触内情，毛泽东甚至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指示，四人小组的成员不要各管“一个部门”，“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几位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显然，在炽热的政治运动和空前激昂的理论喧嚣中，毛泽东仍然保持着长期战略决策经验赋予的怀疑、冷静和敏感。
进一步说，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领域，毛泽东至少不完全相信那些在“文革”中获得大权、只在政治运动中长袖善舞的人物们。他也不完全相信世界上存在可以解释复杂现象的宏大理论思考，他更相信有历史经验的人做出包含历史经验的战略判断，更依赖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决策集团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特点是重视把握宏观趋势、确立现实可行的选择，为此中国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可以获得哪些收益和付出多大代价，以及收益和代价之间的比例，等等。当然，战略决策需要意识形态包装，但意识形态话语主要是表达规范，而非分析工具。
被及时制止的动向
理论思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旦固化为某种思维方式很难实现范式转换，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现实矛盾纠纷不恰当地上升到国际道义、政治立场的高度，进而压缩解决问题的空间。
1979年中苏重启两国关系谈判的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期。国内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带来了思想大解放，为了推进改革开放而展开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必然涉及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模式的探讨与认知。当时中国报刊公开讨论“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批评对待社会发展模式的“教条主义”态度，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普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也不能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并用它来定义别国的社会性质和各项政策。
这些理论争论与中苏谈判的进展联系在一起，其逻辑自然引发了如何处理对苏关系的反思与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曾指出，首先不能将苏联对外政策解释为苏联政治制度的产物，说苏联搞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否则中国“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态度和其他持相同看法者的观点肯定包含了很合理的成分，也在客观上为调整对苏政策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观点产生于国内理论争论的背景下，而且使用的仍是“政治制度”“社会性质”等语言系统，渗入对外决策视角和思维并不利于中苏之间实质性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单纯地基于理论思考、根据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原则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主张，在逻辑上存在把对苏政策的思路重新引向中苏论战时代的潜在风险，不仅会掩盖、模糊真实的分歧，而且为将来留下关系破裂的隐患。
针对上述情况，时任外交部长黄华在1980年初的一次报告中说：“有人认为，苏是犯了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所有制的公式来套苏联，用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的公式来套。这种思想非常糊涂、十分有害。只能麻痹我们自己，搞乱人们的思想。”其中的逻辑很清楚，即仅仅基于一般性的理论推导，不具体分析国家安全环境和安全利益面临的实际问题，不从实践中去寻找处理具体问题的办法，将难以避免地导致失误。此后，邓小平作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阐述，此处无须赘述，核心就是处理国家关系不能以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划线，必须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需要理论指导，也都内含价值观成分，但其作用仅仅是提供一个共有的认识基座，遇到实际矛盾问题还是要通过妥协、让步、补偿来解决，甚至同盟之间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与华约相对的北约确实有所不同。组建北约时，法国15个陆军师中有10个师陷于越南战场，无法承担相应的欧洲防务。为此，法国提出以接受宿敌德国的重新武装，换取美国增加对印支战争的援助，并将欧洲的军力提高到与德国相当的水平。北约各国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达成共识、签订盟约的，反观华约却更多的是强制。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外政策中含有多少理论设计和价值观成分。是通过预设立场的理论争论让别的国家认同自己，还是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不断调适，历史的经验教训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