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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 | 稳控中美关系:从解决一两个问题入手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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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前不久,美国防长埃斯珀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话,美驻华使馆微信公众号转发了部分内容,内称“我们不是要寻求冲突”,并表达了年内访华的愿望,目的是“在我们的防务关系中,打开交流渠道,降低风险”“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增进合作,建立危机交流所需的系统,强调我们应在共处其间的国际体系中公开竞争的意图”。


从语义看,埃斯珀传递的信号是积极的和耐人寻味的:1、坦承中美之间存在可被看作危机的冲突且有恶化风险,承认与不承认区别重大,这涉及对两国关系基本面的判断;2、指出了美方意图是管控危机,而非解决危机,更谈不上从全局上推动中美关系改善。3、划出了美国的政策底线,即力避中美之间的竞争或曰危机演变为直接对抗或冲突。不过,埃斯珀毕竟展现了向前看的态度,沟通总比不沟通好,建立机制总比不建立好,预防恶化总比不预防好。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和日本也有过几年的博弈。担任10年驻日大使的格鲁在《使日十年》中曾详细披露了他对日本的认识。他认为,日本民族的心理活动、推论方法和美国截然不同,双方交往得越多,越能体会到这一点,“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之一”。在他看来,欧美的思维特征是注重解决具体问题,不大喜欢讨论原则;而日本的思维特征是过于看重脸面、营造氛围和表达善意,在具体问题上往往含糊其词。且不说格鲁对日本的分析是否正确,他多少揭示了美国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现在埃斯珀迈出了一步,把牌打了出来,就看他提出什么样的具体文本,双方在技术层面能就哪些具体问题达成一致。这决定了埃斯珀能否成行,如成行可否取得成果。当然,最终还要看中方的意愿。


实际上,坦率地直面实质性问题、清晰地阐明已方立场,本身就是处理矛盾和促进合作的最大诚意,这在中美建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中美两国拟定《上海公报》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坚决反对用外交辞令掩盖分歧、凸显一致的做法,主张以“各说各的”方法,“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在后来的建交谈判中,邓小平更加直白地将症结归结为“台湾问题”,明确提出中美建交的条件就是美国与台湾“废约、断交、撤军”。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同样如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谈判不可把重点放在制订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洞文件上”,必须首先清除中苏间的“三大障碍”,即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停止侵略阿富汗、撤离中苏边界和蒙古的百万大军。如果感到有困难,苏方可以先做其中的一件表示诚意,尔后逐步达成。随着谈判的进展,两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叙传统友谊、兄弟关系、同志感情的热潮,不少人提出“来往可以多一些,气氛可以热一些,级别可以高一些”的建议,双方一些高层领导人在会见时甚至打破外交礼节禁忌。邓小平深知这些“面子文章”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使真正的问题边缘化,所以他要求“对中苏交往要加以适当控制”,必须把消除“三大障碍”始终突出出来。正是在他的毫不动摇的坚持下,中苏关系才走上了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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