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 | 可能重演的暴力外交
发布时间:2020.09.22 | 分享至:

作者:吴昊,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暴力外交”是美国著名学者、前白宫幕僚托马斯•谢林,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理念和构想,主旨是针对美苏冷战,如何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威慑和胁迫为主要手段,赢得本国战略主动,诱导或迫使他国屈服。这种理念和构想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曾主导美国的“战而胜之”的战略思维,并为以后的战略实践打上了深深烙印,甚至沉淀为深层意识。值此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种种迹象表明,暴力外交似有回归之势,很有必要了解其逻辑和机理。不仅如此,一种理念和实践能在一国扎根,必然与该国的民族性格相联。所以,透过暴力外交也可以看到,一旦某个东西被激活,美利坚好斗、凶猛、冷酷、坚硬、彻底的一面暴露无遗。


一、暴力外交的基础条件:伤害性力量


按照谢林的释义,暴力外交依赖的是某种伤害性力量,即“毁坏他人珍惜的事物,使其遭受痛苦和悲哀的纯粹非获得性、非生产性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力量不是用来夺取、占有或清除某个有价值的目标,而是用来破坏这个目标、制造难以忍受的痛苦。举例而言,没人相信苏联能从美国夺走夏威夷、纽约或芝加哥,但也没人否认苏联有能力摧毁这些地区;人们尽可怀疑苏联能否占领联邦德国,但决不会怀疑苏联能够破坏联邦德国,这种摧毁、破坏的能力便是伤害性力量,运用这种力量引诱、压迫、威逼对手妥协、让步或合作,便是暴力外交。


历史地看,伤害性力量本是战争的附属品。战争总会伴随困苦、损失和悲伤、惊恐,虽然这并非战争目标。但是,它们既然可以附带产生,也就能刻意制造。美国在西进运动中,通过屠杀部分印第安人以使其他人顺从;成吉思汗在欧亚大陆的征伐中,通过屠城恐吓别的城市;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通过毁坏南方邦联资源使战争“可怕到超出承受极限”;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通过核轰炸广岛、长崎逼迫日本投降;在越南战争中,越共通过游击战的累积效应逼迫美国撤军;在科索沃冲突中,美军通过使用石墨炸弹摧毁民众希望……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军事交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破坏给幸存者施加痛苦、恐慌、震慑,并以此摧毁对方的国家意志和信心。

如果说以往由于地理和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伤害性力量作为“毛”还须附在战争的“皮”上,那么核时代的来临则使其相对脱离出来。而发展到今天,技术的跃进已使一些常规武器也具有了与核武器几乎同等的破坏力。巨大破坏力开创了一个独特的外交领域,单纯运用伤害性力量,就可能换来过去靠战争才能取得的胜利。对于敌对国家来说,外交不再是和平的讨价还价,战争不再是战场上的武力对决,而是以整个国家和民众为“抵押品”,游走于毁灭边缘的紧张和冒险、痛苦和忍耐的竞赛,比的是谁更能承受痛苦和煎熬,谁更能克制需求和恐惧。实事求是地说,在一定意义上这比战争还要残忍。连谢林也承认,它既丑恶又无奈。


可以看出,伤害性力量与武力或武力威胁有着本质区别:①目标不同。武力或武力威胁的目标是敌方武装力量,伤害性力量的目标则是对方毁灭或相互毁灭产生的恐惧。②效果对等。强者使用武力肯定会给弱者造成更大物质损失,但未必会给弱者造成更大痛苦。弱者使用伤害性力量,却可以给强者带来同样的痛苦。换言之,双方的物质损失可能不对等,但彼此的痛苦可能完全一样。③方法不同。武力只有直接使用时才是成功的,而伤害性力量蓄势待发时最成功,低烈度使用其次。成功的威胁是那种没有使用的威胁。④底线相同。敌对双方的利益不能绝对相反,如果对手的痛苦是己方最大的快乐,己方的满意是对手最大的不幸,双方将只剩下伤害和挫败。暴力外交毕竟仍是外交。⑤层次差异。在某个层次上是伤害性的行为,在另一个层次上可能是武力行为。二战中的大轰炸对于民众是纯粹施加暴力,对于政府却是直接使用武力。


二、暴力外交的主要手段:威慑与胁迫


显而易见,既不引爆战争又能取得外交成功的只有威慑和胁迫。这两者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威慑相对被动,即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并准确无误地说明后果,慑止对方的危险行为;胁迫相对主动,即以行动诱导或迫使对方中止、改变某种已经开始的某种行为。两者都依赖于伤害性力量,当对方不相信己方的威慑而实施某项行动时,威慑便转为强制,这又是它们的相通之处。


如何让对方相信己方有能力进行威慑和胁迫涉及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不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且每个因素都内含着“悖论”,以至决策者经常处于两难。尤为重要的是,进行较量和对冲的双方,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别,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和判断彼此的意图;决策者都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一面,参与者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在紧急状况下未必总能保持克制;冲动、敏感等非理性特质确实有助于增强威慑和胁迫,但也可能是理性的内核裹上了非理性的外衣,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威慑与胁迫的难度。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实践将威慑与胁迫的“两难”暴露无遗。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放弃其他反制措施、仅保留核反击一途,这种看似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选择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增大了威慑力。它以行动而非言辞传导的是,如果苏联敢于冒险一试,特别是挑战美国的核心关切,美国除了以核战回击外别无选择。威慑之所以失效,就是因为对方看到了己方仍有选择余地。然而,这种高强度的威慑力却无法抵消小规模的挑衅,或对边缘区域的侵蚀,从而降低了胁迫的能力。

美国海外驻军的威慑与胁迫功能同样明显。其逻辑是,苏联对盟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举动,都会将美国驻军置于危险境地,直接引发大国冲突。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应盟国要求,美国让渡了存储于海外基地的部分核武器的控制权,这同样有提高威慑力和胁迫力的一面。由于盟国被入侵的威胁更直接,因此使用核武器的意愿也更强烈。但与之相对的是,威慑与胁迫是相互的,己方的增强威慑力和胁迫力的做法,必然刺激对方采取对等措施,甚至在落于下风时率先发起攻击,这反而可能增大战争风险。


随着苏联核武库的扩充,美国在增加核储备的同时,积极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相比单一的核力量,多样化核力量因更难摧毁而确保了反击的可靠性,因此也提高了威慑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敌方攻击游弋于海上的舰船或海外基地,是否等同于攻击了本土呢?这并非智力游戏,美苏都曾对此进行过严肃讨论。比如,在接近对方的深海、空中或其国土中沙漠引爆小型核弹,造成相当于TNT炸药的效果。可是进一步思考的话,这似乎又降低了威慑力。


为了增大威慑力和胁迫力,美苏双方甚至以国家名誉作担保。整个冷战期间,两国都与相关利害国签订了大量双边或多边条约,美国还以立法的方式强化条约的稳固性,以表明不会在声誉受损的情况下放弃“立场”。应该说,这类威慑并非没力度,美国忌惮扩大朝鲜战争、介入金门炮战、干预匈牙利事件等,苏联因素是起了威慑作用的。然而,任何条约或承诺都有模棱两可之处,因而也就给了对方逐步侵蚀之处,持续下去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海危机中进退维谷,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也曾败北,威慑力自然打了折扣。


威慑与胁迫内在的“悖论”及其造成的“两难”,决定了实施威慑与胁迫只能在恐怖的平衡之间走“钢丝”。这注定是条难走的路,为了让平衡偏向自己一点,美国进行了各种尝试,从以打击城市为主到打击军事力量为主,从确保摧毁到确保相互摧毁,从差别威慑到延伸威慑,最终还是无解;苏联更是想尽办法,直到耗光了资源和智慧,最后崩溃、解体。一些人提出中国要制造千枚核弹,其实从美苏军备竞赛和对抗的主要教训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不是更多的安全感,而是相反。当然,经济和科技和消耗也是一方面,但不是最重要的。


三、暴力外交的作用机理:危机管控


今天,人们很难设想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会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忽视安全保障。因为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因素,类似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暴力和战争中的“摩擦力”、不确定性。如果这些因素被释放出来,或任其发展、不断叠加,矛盾会演化为冲突,冲突会演化为危机,危机会演化为战争。而暴力外交作为有目的的外交活动,就是通过有意制造危机,把不确定性释放出来,造成自己也难以控制的、双方共担的风险。由于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也是可信的,威慑与胁迫的作用机理就在这里。这就犹如两名被绳索系在一起的登山队员,一名试图从山崖跌落恐吓对方,如果他脚下是松动的卵石、山上刮起了强风、崖边没有防护、恰好又是眩晕体质,那么恐吓的可信性非常大,否则便非常可疑。


所以,危机的本质在于不可测、不可控。那些不包含不可控因素的危机并不是真的危机,确信是安全的危机不是危机,一定带来灾难的危机也不是危机。真正的危机是参与者无法完全掌控事态发展,却又必须在不确定性前提下进行决策的危机。所谓危机管理,实质上就是管理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因素。美苏冷战,相当程度上是一场挑起危机、管理危机的较量。双方都刻意制造引致不确定因素发酵的事件,并将其刺激到失控的边缘,共担掉入深渊的风险。之所以说古巴导弹危机把世界带到了核战边缘,就是因为在激烈对抗和巨大压力下,任何微小的误读误判、操作失误、机械故障、反应延迟等,都有可能掀起滔天巨浪。正如前文指出的,这种博弈,博的是勇气而非武力、技巧而非冲劲、忍耐而非爆发,而这一博就是40年。


美国曾不只一次把核武器的使用权移交给战区指挥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挫折和失败的重压、报仇和求胜的激情等“摩擦力”和不可控因素的增多,大大增加了摁下核按钮的风险。同样,与盟国共享核武器使用权,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警告苏联,如果逼迫过紧,美国是无法单独控制局面的。苏联也不只一次威胁美国,如果美国想要战争,苏联的自毁程序将自行启动,而启动后人的因素就不起作用了。1962年,苏联更是贸然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利用不确定性因素不仅体现在外交对冲的行动上,也外溢到了政治、经济、科技和军备建设的诸多方面,最著名者莫过于“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之所以反映强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带来了更多的不可测性和不可控性。

为防止不确定性突破最后底线、导致共同毁灭,美苏也曾绞尽脑汁、费尽心力管控各类不可测不可控因素。比如建立最高决策者直接沟通的热线,小心翼翼地相互试探“底牌”,心照不宣地确立行动规范和交战规则,开展一轮轮的军控谈判,或明或暗引入第三方斡旋,等等。不能说这些没有效果,但总体上不可测不可控因素一刻也没有远去,出现危机、管控危机的危险循环从未中止。只要国家间存在敌意,世上仍有矛盾,不确定因素的不可消除性就永远存在。


应该注意的是,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冷战后一度沉寂的暴力外交出现了某种回归迹象。突出的是美国不断给国际关系注入不确定因素,抬高风险系数,推行边缘政策。平心而论,其中有些颇有成效,至少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此。比如,重启新一轮核发展进程,一再试射核导弹;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震慑某些宗教势力;使用“飞刀炸弹”等同恐怖分子对等的极端措施,慑止其恐怖行动;不惜以撤军要挟,迫使德国提高国防开支,等等。但有些则可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比如制裁、退群,以航行自由为幌子胁迫他国等。这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会把多少国家、民族和群体卷进去,以至于暴力外交大行其道,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