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5
8月21日，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在国观智库发表了“从特朗普1.0到2.0——中美大国博弈的发展变化”的主题演讲。以下内容为演讲摘要，供读者参考。
新冷战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此之前，中国对美整体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应对危机中表现良好，对促进世界经济回稳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至于当时国内的很多学者开始过分自信，认为美国的衰退不可避免，于是中国逐渐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甚至有部分人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全面超越了美国，出现了对美国俯视的现象。美国自此认为，他们此前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完全失败。到2015年特朗普上台前夕，美国国内对于中美关系的负面观点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美国看来，自苏联解体后，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而这个威胁竟然来自于他们要接触、要帮助发展的中国。这一论调也使得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这是中美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节点。“大国竞争”的背景自此形成。新冷战的说法也开始大量出现。而新冷战这一说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政策，即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跟中国的全面对抗。
新冷战的论调导致美国对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超越党派之争的共识——新华盛顿共识。在此共识之下，尽管特朗普2020年没能连任，但当选总统拜登对其对华政策全盘接受，甚至进一步升级。所以新冷战言论的兴起导致了一场由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敌对所维系的长期危机，取代了以往中美关系周期性模式。 拜登上台后，一方面继续开展与中国的全面竞争，但同时也害怕擦枪走火，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因此提议重启沟通渠道、管控竞争。2023年6月美国四位部长访问中国；11月15号，中美领导人在美国旧金山会晤。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关系持续下跌的状态，但并没有实质性改善中美关系，更多属于止跌企稳。
新冷战的落幕：特朗普2.0 特朗普第二任期并未延续其第一任期的对华政策，不再关注意识形态对抗，弃用了一大批第一任期内的激进反华官员。这导致一部分人认为特朗普并非对华鹰派，赵穗生教授则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另类鹰派（unorthodox hawk）——传统的对华鹰派，强调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地缘政治冲突，好打台湾牌。而特朗普的对华强硬则体现在经济贸易政策方面。 他将民主党看作意识形态对手，称其为内部敌人，这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十分罕见。他甚至还将欧洲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也看作意识形态对手，却将中国排除在意识形态对抗之外。 特朗普第二任期重新定义大国关系，认为大国之间不是竞争，而是共谋（collusion），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大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互不干涉，回退到19 世纪的帝国主义理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对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并不关心。对台政策也从拜登时期的战略清晰回到了战略模糊的状态。这招致美国对华强硬媒体，包括建制派对特朗普的强烈批评。
赵穗生教授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对拜登时期一些错误的对华政策的修正。此前美国对华政策犯了两个重要的错误：一是低估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韧性；二是高估了中国的威胁。这些错误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从而带来众多的不良后果：严重阻碍两国交流、华裔群体受害、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等。
因此特朗普当前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扭转这种过度反应。他希望先搁置这些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专注与中国的经贸交易。这样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稳定。
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持续进行，中美之间进入了战略僵持期，因此形成了一种战略稳定。但在这种贸易谈判僵持情况下产生的战略稳定期是不稳定的，原因有三：
1、尽管特朗普现在是一个另类的对华鹰派，但是美国政治还是由传统的对华鹰派主导。只是因为特朗普现在控制着共和党，而共和党又控制着参众两院，因此特朗普目前得以压制传统对华鹰派观点。但是如果中美贸易谈判中出现问题，达不成协议，特朗普就可能会改变其观点。
2、中美之间显现的“战略稳定”，完全是由特朗普个人风格所主导。而特朗普本人又极其随性易变，这一点也是对这种战略稳定能否长期延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3、对于特朗普所希望的大国对世界“分而治之”的构想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特朗普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这种大国“共谋共治”的格局也很难实现。
如今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像冷战时期，以一方的败落而终结，更多的可能是一场“长危机”。美国必须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性。特朗普的很多做法是符合现阶段美国利益的。而中国如何利用好这个窗口和机遇，也是极为考验政治智慧的。
（资料整理：张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