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野丨（中美关系经济视角）进入世界格局大调整之际我们是否有能力坚持以经济智慧处理纷争

01. 自由贸易巨人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劳动就业问题

贸易与就业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贸易提高了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带来了劳动就业受到不确定的影响，这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理念基础上的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与生俱来的缺陷，是庞大的自由贸易体系的阿基里斯之踵。布雷登顿森林体系主导世界经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中，这个问题未曾得到法条化的解决，这中间隐约存在的悖论，不时的会挑战甚至阻碍自由贸易的进程但是也未曾成为会颠覆掉这个体系的靶点。而现在，情况在起变化。这个问题高度政治敏感，近年来反华尔街反大资本的觉醒运动及进步主义思潮渐起，受薪人口的社会诉求成为了影响政治的政治力量。

我们先盘点一下，在这方面国际经济贸易体系这几十年来都经历了什么。

二战后劳动人口参与国际分工遇到一些困难的国家，由于参与国际经济带来的增长使得政府财政能力提高，这些国家就有能力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补贴相关产业和使用临时性的进口产业保护措施，协助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做法使得劳动就业与自由贸易的矛盾得到了延缓。另外，由于跨国公司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建构了国际价值链分享体系。这种体系使得分布于不同国家的劳动人口，通过同样的产品加工链条的链接，劳动力无需跨境即可参与国际生产。这个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通过外发加工和来料、进料加工等边境管理政策的便利，在让无法跨国流动的制造业的劳动要素参与国际经济过程，部分弥补了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保障劳动就业方面的先天不足。

现在，美国政府在财政出现史无前例的警醒信号的时候，以保护制造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作为出击的依托，拒绝让这些受承压力的劳动人口从资产（asset）变成美国无法承担的负资产（liability），选择将关税武器化开启了大规模的关税重新谈判，进行绝地反攻，不惜以自由贸易巨人阿基里斯轰然倒下为代价。多边贸易体系数十年以来经多轮多边贸易谈判回合，降低全球关税水平的谈判成果被搁置，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签署的国际协议项下的义务全都面临重新谈判，世界舆论界一片悼念自由贸易就此死亡的表达。

现在，美国新政府竭力在就任的前一百天，任马由缰放飞自己。先提出了超乎想象的全球关税对等谈判邀约，随后又将报复性关税税率的设置当作行为艺术任意增减。在快速变化的场景面前观察者都摒住了呼吸：对等关税谈判诉求的底层逻辑唤醒了历史学家对一战、二战的成因的经济问题的回顾，以及对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衰退的一些特殊记忆。这场美国政府发动的对等关税战的结果，不仅仅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利益分布格局，还将可能会撼动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领域建构出来的美好观念。因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中心是经济。国际关系的主线也应该是围绕具体的民族国家国的内部经济对外部的诉求展开，这本是不应被模糊的基本常识。而在国际经济领域，几十年前人们发挥推理和建构的能力，勾画出贸易自由化蓝图，感召各国向这一方向协力共进。这是一段以理念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理念驱动有时候也不一定可靠。但是二战后迄今一段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全球繁荣与增长时期，就是建立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一套国际经济秩序体系基础之上，特别是经济增长又给了和平更多的机会。当世界发展的经济主线因为有了可循的规制反而逐渐淡出大众的感知，隐为一团模糊的背景时，其他国际关系领域的议题就会来到国际关系舞台的中央，而且还会对经济议题施加多样化的影响。国际关系的重构方向难以掌握，这是因为对美好的建构与欠美好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人们是可以做多种政治化解读。

历史告诉我们，改变世界格局的手段第一是战争，其次就是关税。关税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是围绕着经济，而经济贸易关系是连接世界各国的强力纽带,关税即是这条纽带上的赘生物，也是参与全球贸易的主权国家手中进攻性军事力量之外的重要的防御性武器。这次美国政府创新地将关税武器化，以定义尚待澄清的“对等”原则作为防守反攻的道义支撑，一经出手主要贸易伙伴几无幸免。但是明眼人都明白，许多国家被卷入对等关税谈判，是因为这些国家处于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跨国商业互动链条的通道上。这些国家同美国达成新的原产地执法协议，或者参照美国能容忍中国产品的进口税后成本，预先提高一道针对借路的中国产品的关税，这些国家受到中美贸易关税调整的附带伤害就是可控的了。中国是此次美国关税武器化出击的靶心。

02. 聚焦中美关系中的经济贸易问题

此次事态没有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国际贸易体系面临重大调整的挑战。事实已无须论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相杀相爱是这场世界贸易体系甚至国际关系格局重大调整的根源。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间的全面关系的经济基础变了，两国经济政治辐射范围内的全球政治、安全和其他的国际关系，以及发展中的重大国际合作议题，都不得不相应做出大幅调整。终究，人类活动是以经济为中心。

在整体对华战略上，民主、共和前后几届美国政府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政府反省并大力调整过去建构出来的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通过经济相容激励，推广普世价值，让对手方变得更像自己。在反思对华战略的基础上，具有保守主义特质的美国新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进一步高调回退，退到了以本国经济对外部的诉求为基础，全面调整国际战略的思考基线。中美关系处于美国“理念建构”与“靠实践经验审慎推进的保守”这两种不同政策切换，在变化了的国际经济条件下的互相调试、转承的一个不确定性的过程。经济大国美国的战略转向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将裹胁其他国家跟进并做出调整。一旦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调整势能被启动，就不太可能中途折返。

两国相互认知的极端不友善的因由之一是研究、处理双边关系的知识群体中没有展现出高水准的、准确的行为逻辑画像（profile）能力。因行为逻辑画像欠准确，易受到流言蜚语影响，而加重了双方对问题的曲解。这也使得世界上两个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经济体的互动，较多的受到意识形态引领外交视角的逼视。双方没能有效的区隔经济与其他问题，也没有专注于通过谈判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分拆贸易相容部分和贸易冲突部分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正常的经济矛盾与真正的国家安全相关的经济围栏，以及没有拆分问题反而出现过度捆绑的倾向，使得经济贸易研判一开始就陷入了难以拆分分类解决的人为困境。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是与基础的行为逻辑画像有很大关系。

另外，就谈判互动本身而言。尽管双方都有通过谈判处理争端的真实意愿，但是目前尚未看到谈判解决争端的总体框架方面的轮廓。从谈判技术角度审视经济贸易谈判，缺少明确的谈判授权（terms of references），谈判团队就不可能在期望的时间框架内有效的展开工作。不设计好总体解决框架的谈判，推进过程必定会一波三折，谈判效率堪忧。禁止性高关税的压力下，贸易环境变化的渐进性和可预见性都被迫简化。时间的推移会使贸易量先于更高关税的施行而提前萎缩，于是双方贸易政策的可操作空间会变得更加局促，达成协议的前景会变得更加暗淡。为避免混淆视听，本文不对具体谈判互动做评论，仅是提供经济作用机制角度的具体观察。

此次美国发动全球对等关税谈判尽管涉及国家很多，但是要处理的核心挑战，还是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在全球对等关税谈判中，中美处于中央位置。特别是，中美两国贸易体量决定了，后自由贸易的退潮时代经谈判达成的任何中美贸易安排，都可能成为新的世界贸易体制公共品的参考，也一定会影响到其他被卷入对等关税谈判的国家的贸易政策。

始于2018年的中美经济贸易谈判，已经止步不前僵持了六年之久，这为美国发起全球对等关税谈判政治意愿准备了条件。2018年美国提出贸易谈判要求以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调整不顺利，经济贸易问题反过来又被当作了其他问题和矛盾的可押注的筹码。双边关系其他领域都感染了不合作的态度。甚至使涉台问题这一个暗痕也若隐若现的掺杂进来，以至于中美关系全面紧张。围观中美经贸关系互动的观察者们，都以不同的视角共同关注这一历史转承时期重大事件的走向。有的历史学者甚至谈到，中美关系变化会导致全球治理体系世纪性的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一整套国际治理体系和原则都可能要进行重大调整。

历史告诉我们，最能快速改变世界格局的是战争。其次就是关税。关税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是围绕着经济，而经济贸易关系是连接世界各国经济的强力纽带,关税即是这条纽带上的赘生物，也是参与全球贸易的主权国家手中进攻性武力之外的防御性武器。这次美国政府创新地使关税武器化，以定义模糊“对等”原则作为反攻的道义支撑，一出手主要贸易伙伴几无幸免，但是明眼人都明白，许多国家都是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互动经济体之间跨国商业链条的通路或者潜在通路。下一步，有一些国家艰难地同美国达成新的原产地执法合作安排之后，这些国家受到中美贸易关税调整的附带伤害就是可控的了。中国是此次美国关税政策调整的靶心，在关税问题上，两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策略是连贯的。

经济领域的矛盾和问题，自有基于经济原理的解决方向。鉴于涉及中美关系中的经济问题的讨论近年来已经较重的政治化倾向，在被污染的环境下讨论问题，专业主义的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横飞的政治质疑击败。下面我不得不用一些篇幅拆解经济与政治以便进行后面清晰的讨论。

03. 相逢相识未必曾相知的两个国家，从行为逻辑画像的不足为信谈起

对中美关系近年来重大反转的观察有许多角度。最耸动人心而且极具伤害力的说法出自意识形态冲突角度。上世纪中美关系接触的大门打开以后，随着八十年代末两国全面接触的加深，矛盾和冲突不断浮现本属正常。但是近十几年来，两国在一系列大小问题上开启了你来我必往的，“刺激-反应”互动模式，加上媒体和传播机构影响力超强的快餐式解读，六年前源起经济与贸易方面的冲突，很快影响到文化与教育，军事与安全，政治与社会各个方面，中美关系在互动中呈螺旋式下降。两国相互的看法则被推上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很多人并不去思考意识形态引领外交的世界有多么危险。三百年前欧洲宗教战争的惨烈，催生了不再为你的神还是我的神而战的现代外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近年各国联手对ISIS作战，可以被认为是参战各国为维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利益外交的原则，击败意识形态引领国际关系复辟的一次联合作战。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前苏联意识形态旗帜下组成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时，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似乎别无选择，必定要应付一场意识形态热战。这时候出现了伟大的乔治.坎南。冷战战略的制定是由美国政策最高层做出，而非乔治.坎南。坎南是作为对俄罗斯民族行为逻辑的最成功的画像者（profiler）被载入史册。在一众官僚们依短视的反射式思维，任由美苏关系向意识形态战争的方向靠拢的关键历史时刻，坎南根据俄罗斯文化特征和历史解读，准确、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向外推进过程中的俄罗斯的行为逻辑是要将安全空间外推，而非其它臆断的目的。复盘历史可以看到，如果偏向意识形态之笔，使用最警醒的概念来做行动画像，实际上会阻断了将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问题区隔处理，视情况分别做良性互动的可能。这样下去，世界会进入意识形态引领外交的窄门。

关于行为逻辑画像的作用，下列事实可供思考。

1.如果从美国建国起算，中美共存于世仅有二百五十年，而其中新中国与美国全面展开交往仅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魔幻般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同期，美国方面受美国社会思潮推动的内外政策的变化也是不断出新，难以洞察。客观地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两国互相了解的深度是相对有限的。

2.冷战期间尚存的美国老一代汉学家们，许多在常年钻研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不大的分支。六十年代，在美国国会就越南和中国问题公开直播的那场听证会上，他们中的十四位应召与会，辅助国会对中国行为逻辑进行画像。那次听证总体上得出的一个有价值的描述是：从中国长期的历史看，中国是一个内顾的国家。意想不到的听证方式得出的这个意想不到的画像，对美国亚洲战略思考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3.仔细盘点，两国能用对方的语言和文字进行专业的，有深度的研究，并在第一线参与沟通的人并不多，这是事实。两国关系意外不断出现，这也是提醒研究两国关系的学者、专家可以不过分自信。专家、学者们提供比较扎实的行为画像拼图的素材，或者在某一领域提出洞见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是，我们对有能力超越这互相接触的三十年的短暂经验的，坎南式的行为逻辑画像大师的期待，尚未得到满足。至少依笔者的看法，双方面前的行为画像大多都是在努力脱离经济和市场的机理，在上层建筑，形而上学的旷野中狂奔。

4.两个大国都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传承，这更使得双方在研究、了解对方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依照自己环境中形成的直觉去投射对方，评价对方的偏向。当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显现，敌意蔓延的时候，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刻意地用自己的立场去投射对方，自我加强的做法会日渐其盛。对这个问题应该警惕。

5.在这里不得不特别提到，母语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中，很多人学习中文，从事中国政策问题研究，即使是某一领域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都很难不陷入书面文字自成一体的表达与口头语言相差较大的中国语言文字的陷阱中。更不要说主要依据英文文献了解中国的人受到的局限了。中国书面文字与口头语言之间很大差距，这对中国政策文件的解读造成了很难逾越的困难。读了我下面的注释以后，思考中国文字行为逻辑的画像者还会像以前那样笃定吗？行为逻辑画像的使用者最好在画像基础之上再针对中文书面语言的特殊点，多做一层另类思考。

没有可靠的行为逻辑画像划出的边界感，意识形态投射就会为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加上一层底色，这增加了区隔各领域中的不同问题进行“减压”处理的难度，也使得互相间“刺激-反应”式的短视外交操作不断。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提出中美经济贸易谈判的内容要求之时，正值中方设想建国100周年的发展愿景并在国内展开宣传之际。中方一直把边境内措施视为禁脔，而美方提出的一些谈判要求触碰到了中国国内经济管理体制。中方对美政府要中国通过对外谈判承诺改进内部市场环境的诉求，不认为是正常的要求。中国国内舆论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怀疑心态看待这场谈判的，并不确定美方的谈判居心是解决自己的贸易问题还是另有所图。舆论代替了科学的行为逻辑画像，这令人真实的感觉到了失控的风险。